|加快推進“信用中國”建設,同時輔以“市場之手”。

在日前溫州女孩搭乘滴滴順風車遇害后,有觀點曾假設,如果相關機構能事前掌握該司機多次創業失敗并欠債數十萬,并將其納入信用黑名單,悲劇或可以避免。

“經濟行為涉及的人越多,就越需要政府數據來輔助判斷。”天云大數據CEO雷濤說。

北京大學金融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劉新海表示,經濟領域的交易行為,在道德和法律之間還有一塊灰色地帶,法律制裁顯得力有未逮,而道德譴責則收效甚微,利用信用體系進行經濟上的獎勵和懲戒或許更為及時、有效。“守信可以節約成本,失信須付出高昂代價。”

互聯網時代,數據更加虛擬、駁雜、真偽難辨,而政府數據屬于強制收集且可信度高。隨之而來的是對數據尤其是政府部門所掌握的數據開放共享的迫切需求。“數據早已成為各部門的核心資源之一,如何進一步加速共享、規范使用這些數據已迫在眉睫。”一位業內人士指出,同時還有隱私保護問題。

早在2015年6月1日,“信用中國”網站就正式上線。2015年底,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建設、國家信息中心承建的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下稱“共享平臺”)開始運行。

但三年多來,各部門之間的數據孤島、數據沉睡等現象仍在,利益博弈難破。市場需求倒逼之下,也出現了多種嘗試。多位受訪人士表示,諸多問題的最終解法仍是加快推進“信用中國”建設,同時輔以“市場之手”。

 

三種嘗試

“信用中國”不能一蹴而就,但市場需求卻等不了了。隸屬于各部門或核心央企的各色子機構逐漸涌現,嘗試走出一條市場化之路。

“這類公司拿到數據運營權后,對公民的個人查詢行為免費,對機構的批量查詢按條數收費,共享數據的政府部門也會從中受益。”前述業內人士說。

目前,政府數據的運營方式大致分為三類,各有長短:

一是由政府部門專門成立子機構,比如教育部旗下的學信網設有數據資源服務處,統籌學歷數據采集、使用、發布審核工作,并負責學籍學歷的批量查詢服務等對外合作項目,但其運維成本相對較高。

“這類子部門的效率并不高,且通常要投入幾千萬元來建設信息中心,之后還要持續投入運維成本,造成一些部門的信息至今沒實現電子化。”北京安理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王新銳說。

二是將部分脫敏信息公開,有需求的機構可自行爬取、清洗、整合。比如由最高法搭建的中國裁判文書網,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裁判文書網。

“對所有公眾開放和向特定用戶開放的數據一定要有區隔,要考慮個人隱私保護與國家安全。”王新銳以涉及商業機密的判決細節為例,“就不應對公眾開放。”

三是與第三方公司合作,由政府部門開放接口給第三方公司運營。這種運營方式頗受爭議,但卻是眼下最為方便和產生較高收益的選擇。

其典型代表就是國政通。公開信息顯示,該公司是公安部門唯一指定的身份認證服務商,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幫助服務購買方對境內自然人的身份、學歷、職業資格等狀態進行深度識別。

這是一座“金礦”。“但第三方公司在保密程度、安全資質、使用規范、接口規格等方面能否達標?也不乏低價中標后留存并販賣數據的公司,這有數據泄露隱患。”王新銳說。

 

三大難題

“政府數據的管理比之商業數據更加復雜。”前述業內人士說。

一方面,2017年6月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對于政府背景的機構能否成為網絡運營者并不明確。

“該法對網絡運營者有責任和義務的設定,但并不適用于政府。”對外經貿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說,作為數據源,一些部門對于自己是否負有數據管理義務存有疑問,對于如何規范使用也并不清楚。

另一方面,數據采集與使用的規則更加難以制定。“未來將有更多的數據收集和公布由機器自動完成,如攝像頭所拍攝的違章錄像等是否應當公開、如何進行隱私保護?”雷濤說。

他建議有條件地引入部分第三方機構,使用機器學習工具對數據進行清洗、脫敏、加工,讓使用者只接觸到分析結果,“隔離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保護數據安全,實現數據產品標準化,并發揮數據的市場價值。”

此外,整個行業缺乏長效監管機制。對于如何防范詐騙分子非法利用數據,監管仍在探索。

例如徐玉玉案等事件就充分暴露了有關部門數據管理能力的薄弱,并一定程度上引發了2017年數據行業大整頓。2017年5月,“數據堂”等15家數據公司被調查,多家公司的業務負責人被約談,此后名單擴大到30家。6月1日,網絡安全法正式實施,提出“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個人信息五十條以上的即構成犯罪”。

對于這些難題,許可建議:第一,對不同領域的數據使用應分類施策,將數據使用者的權利和義務細分,讓政府數據的采集和使用、公開有法可依。第二,每個部門的數據接口應該統一,以方便數據管理、互通和使用。

 

雙管齊下

“信用中國”目前已收集44個中央部門、32個省級平臺和12家社會機構的信用數據,覆蓋工商、稅務、環保、食藥、公安、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多個領域。同時反向推送各類黑紅名單、行政許可、行政處罰和統一社會信用代碼信息,累計推送數據量26億余條。還向金融機構以專線或接口方式提供共享信息查詢服務。平臺的接口服務也在快速增加,迄今已向26個部委和多個地市開通查詢接口。

但有相關人士指出,再往下就很難推了,需要各部門、各地方舍得拿出自家的“金礦”。“更大規模的數據共享需要脫敏、加工并保證持續輸出。”王新銳認為,引入第三方運營公司就成為必然。

2017年10月,這成為現實。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被正式引入、協同參與34個行業的信用建設和信用監管工作。其中煤炭、電力、鹽業、石油天然氣、運輸物流、企業債券、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電子商務、應急管理共9個領域率先突破,引入8家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

“我們曾組成多個工作組分赴7個主要產煤省份和9家重點煤炭企業進行現場數據采集和核實工作,采集內容主要是 2017 年煤炭行業中長期合同的簽訂和履行情況,同時一并采集了煤炭企業產能產量、去產能情況和庫存數據等。”時任東方金誠信用總經理助理的周君曾對媒體介紹說,這些數據將在“信用中國”網站公開并納入企業和企業主的信用記錄,落實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的措施。

通過第三方機構的數據歸集等工作,讓決策層對中央各部門、地方政府、市場機構的異常動態能夠及時感知,做出政策調整。“信用體系應該成為一種行為激勵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從而實現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作用。”劉新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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